七
对于那些能够简洁明了表达思想的人，我向来钦佩不已。如果没有必要说话，可以不说。如果可以少说，那就少说。
教皇的话比红衣主教少，红衣主教的话比大主教少，大主教的话比主教少， 主教的话比主教代理少，主教代理的话比中国的“心灵导师”少，这就是为什么要简洁表达的原因。
对于那些抓住一切机会唠叨的伪人生大师（和他们在一起吃一餐饭，你只有啃一只鸡腿的可能，其他都被浪费在他们的喋喋不休中，如果你要保持礼貌倾听的话），我总是离得远远的，尤其当我在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的中译本《反脆弱》第259面第11至12行读到阿拉伯学者阿里·本·阿比—塔利卜说的一句话之后。这句话是：与一个无知的人保持距离相当于与一个聪明的人为伍。
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我一直害怕坐飞机，用某些人的话来说，我们颇不习惯那种身体下面空荡荡的感觉。飞机掉下来这种“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几率当然非常小，但是对它可能发生的念头仍然一直吓阻着我。然而现在我却喜欢上了坐飞机，因为飞行中有一个环节我非常喜欢，即当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滑行之后突然拉升的那一会，我体验到的快感实在太强烈了。这种快感通透全身，就好像引爆了一颗小型子母炸弹（我不说“小宇宙”爆发，因为太多人说了），从而焕发我“生活多么美好啊，我要好好地活出它的滋味！”的激荡之心。这一刻我的人生体验，比我上某位培训大师A、B、C全套课程得到的还要多。
八
卡拉扬还有厉害的一招：盲指。
他好像很享受地闭上眼睛指挥乐曲，我最早看到他从1966年就这样指挥的，也许更早。为什么要谈到这一点呢？
一个指挥家，是要用眼睛、手势、身体姿态来调动整个乐队。尤其眼睛，指挥的工作有一半是用眼睛来完成的。
亚瑟·尼基什（1855～1922，匈牙利指挥家）为了让他的眼睛起到催眠乐团的作用，把拿指挥棒的右手提高到下巴的地方，每一位乐手被迫看着他的眼睛。乔治·斯策尔更厉害，他把指挥棒抬到嘴巴的位置。小泽征尔（1935～，日本指挥家，现入美国籍），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把眼睛睁得铜钱那么大，干脆就把指挥棒横在眼睛前。
他双眼来回穿梭，压迫着每一个乐手的神经。他在找欠了他的钱的那个人吗？
他是卡拉扬的学生，我谈不上喜不喜欢他。但是在同样演奏“贝九”的时候，我数了数，他一共17次把舌头伸到嘴唇外卷一下再缩回去，这我不习惯。
卡拉扬闭上眼睛，在近乎灵魂出窍的状态下指挥乐队。他太熟悉乐队了。每一个小号或者小提琴发出的声音，他都知道是谁在演奏。他要乐团跟着他的思维走，没有商量，不能抵抗。他不看他们，但是他们不时地要去看他。
间或，他打开眼睛一二秒钟，旋即又阖上，那一会，就像火山咧开口子，熔岩随即要喷薄而出。
只有一首曲子是例外：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欢乐颂》，它的最后二十分钟的合唱部分。他睁开双眼，高舞着指挥棒，和歌手一起激情演唱。
在卡拉扬1968年版的“贝九”中，他身体微微向后倾斜，边指挥边演唱《欢乐颂》，此时摄影机对准了演唱大厅的宆顶，盏盏顶灯像星星一样闪烁，无数把小提琴的弓弦拉到尾部时，形成了一片月下的树梢间的幽芒，卡拉扬那张线条坚毅的朗俊的脸庞就在清辉中熠熠发光，异常夺目。
天啊！那是他最美的指挥台上的形象。
我把这二十分钟的演唱片段反复看了不下500遍。
他和乐队，和音乐完全糅合成彼此无法分开的一体了，分不清是他在指挥音乐，还是音乐指挥他的动作。
1992年欧盟正式成立后，将《欢乐颂》正式定为欧盟的“盟歌”。我在台湾诚品书店买的一本乐评人杨照写的书中看到，当欧盟把《欢乐颂》定为“盟歌”时，哲学家海勒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她说此举无异宣告了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死亡，因为人们会把《欢乐颂》当成贝多芬的全部。
是的，那就是我的全部。席勒的诗、一流的乐队、卡拉扬的指挥、声情并茂的歌唱，人神一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