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卡拉扬的统治力来自他高贵的自制力。
怎么说呢？他从不在指挥中刻意表现自己，从而妨碍听众欣赏到真正的音乐。哪怕他在需要调动丰富的身体姿态来表现自由喷涌、剧烈震荡的音乐，也能适时收敛，平滑地过度到下一个节律中，不让自己的狂野过分夸张到整个音乐厅只剩下指挥一个人的程度。
为了不让观众的眼球被吸走，卡拉扬从来不用体型肥胖的女歌手担当歌剧中的角色。
即使在一曲终了，场中爆发热烈的掌声，他也只是平静地立在一旁，仿佛眼前的一切和自己无关。如果他真的激动了，他会优雅地送给乐队一个飞吻。
其他同行不是这样的。
卡拉扬之前，柏林乐团的上一任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1886～1954，德国指挥家）喜欢把指挥棒先晃动十三次，然后才会打下开始的节拍。根据音乐传记家的描述，他在指挥台上全然忘我，打手势、大叫、哼唱、挤眉溜眼、吐口水、跺脚，或者闭上眼睛，说些含糊的话。乐队在习惯他那古怪的、颤动的指挥棒之前，全然是一团糟。
这不算过分的。
伯恩斯坦（1918～1990，美国指挥家）在指挥台上表演得更欢。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他，前不久我想到了这个不贴切的词：花蝴蝶。他表情丰富地把两只手舞动得像一只大鸟，快乐得像圣诞节领到糖果的孩子；他的脚从来就没有站稳过，不停地左右抬起跳跃，甚至双脚同时离地腾跃而起。1967年他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肖斯塔维奇的作品时就是这样，1889年他在庆祝两德统一音乐会上指挥“贝九”时跳得更欢了。
这个可怜的老头真的老了，跳不动了，但还是要致青春。
伯恩斯坦非常崇拜卡拉扬。有一次他受卡拉扬邀请登门做客。卡拉扬打开门迎接他时吓了一跳：门口竟站着伯恩斯坦和他全副摄像和摄影团队。
卡拉扬不需要出风头，把除渴望曝光的伯恩斯坦之外的人全赶走了。
在指挥台上，卡拉扬像大橡树一样巍然而立。
双脚犹如钉在那里，情绪再激动也不会移动。曾有对这个姿势近乎痴迷的法国人用摄像机一遍遍拍下卡拉扬的膝盖及髋部的细微移动。
他的表情只有神圣，从没有嬉皮笑脸。他在和上帝对话。
也没有任何多余动作。
有一次，伯恩斯坦突然跪在卡拉扬面前，声嘶力竭地喊道：你的指挥太令我感动了，简直太出神入化了。
这就是统治力。
六
卡拉扬从来也没有多余的话语，这在指挥乐队彩排时可以看出。他只有简单的提醒，而且哪怕演奏出了错误，他也会在一段曲子奏完之后再指出来。
同样的情况下，奥托·克林普勒会暴怒地拍打着乐谱，大喊“为什么不按我的指挥行事？”
美国精简大师乔·麦柯马克在《简洁的威力》一书中阐述了一个观点：注意力短缺时代，说得越少，影响越大。
靠说话为生的人不会赞成他的观点。
在所有以讲话为职业的人中，我最不敢苟同的是那些灌输人生经验的所谓“心灵导师”或“演讲大师”，尽管有许多信徒抱着他们尖叫、嚎哭、傻笑。在我看来他们思想苍白，没什么底蕴，但脸皮够厚，喋喋不休。可惜的是，历史上不乏被食物撑死的人（譬如征服者威廉的小儿子亨利一世，他死于过量贪食他喜爱的“清蒸八目鳗”，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他痛风很严重了仍然是个吃货，于是不光彩地死于最后一块鳗鱼派），却没有唠叨而死的人，只有被他们烦死的人。
这真是没有天理。
那些大师教育的所谓经验之谈，其实多半是些废话，尤其是那些不要犯这个错不要犯那个错的告诫。因为“经验”正是“经历”之后得到“验证”的东西，一个要牢牢地记住他生活中的教训，除非他自己亲身经历过。而当他经历过这些后，那些箴言、哲思、警句除了再传给别人之外，一概显得多余。
我发现，上了年岁的男人往往不是更喜欢谈女人，而是“唉”了一声之后开始谈论种种生活教训或那些苍白的经验。世界上的大小经验都是那些一生都没有机会犯错误，从而也没有机会获得令人心旌摇荡、不同凡响的生命体验的人总结出来的。他们出于嫉妒的缘故，为了不让后辈尝到生命的甜味，搬出种种吓人的理由，阻止他们获得快乐（错误比正确的快感要大得多，譬如规定每个人只能拿一个苹果，而你拿了两个。可惜这道理不是人人都能认识到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非常赞同萧伯纳的这样一个观点：40岁以上的男人，都是恶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