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2020年的春天，成为一种共识。

　　2020年的1月28日，在新华社的采访中，钟南山院士眼含热泪：“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彼时，这句话给“封城”的武汉带来了莫大的安慰。人们将“封城”这一举动形容为“壮士断腕”，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动情地说：“要认识武汉人民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我代表世界感谢武汉人民。武汉人民的牺牲和付出，必将为全世界所铭记。”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以这样惨痛的遭遇换来英雄之名，代价未免有些太大，也略显浅薄。对于多元包容的武汉来说，它或许经此一疫为世界所铭记，但这绝不是它为人所提及时最值得称道之处。

　　在众多城市中，它不耀眼却始终有着令武汉人骄傲的文化与历史，它有着人类城市文明的发源，它历经历朝历代的历史变迁，它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也曾遭受水患肆虐……如今的武汉，早已是一座拥有千万人口的繁荣之城，历经沧桑巨变，它依然站在这里，与所有的新老武汉人，一起守望着这座城和城里人的情怀。

　　想来，如果人们所以为的“英雄的城市”是基于此而非仅仅因为一场疫情，或许才是令这座“英雄之城”里的子民所真正欣慰的，对这座“受伤”的城而言，亦是最大的尊重。

　　武汉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海纳百川的多元文化

　　编辑部一位同事曾向我们讲起过他在欧洲旅游的一个小故事，当被当地人问及来自中国哪里，他骄傲地告诉对方来自武汉时，对方只知道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竟不知武汉是哪里。他顿感失望，却一时也不知如何向这位老外介绍武汉。

　　“英雄之城”光环之外的武汉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在这场疫情之前，行色匆匆的人们似乎没有谁停下脚步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武汉人，这也无怪乎老外对武汉不甚了解。

　　作家方方曾在《武汉人》一书中这样描绘武汉：其实很少有城市能够有武汉这样的景致：富庶的江汉平原环围在它的四周，令它的周边开阔而平展;无数美丽的湖泊镶嵌其间，令它的域内清新爽朗;两条大江——长江和汉水在城中心浩浩然汇成一派;无数小山峦如撒开的棋子呼应于江河两岸。一座现代感强烈的城市中，又有着山水相映、江湖襟带的风光。青山绿水、柳堤湖鸥与高楼大厦、桥梁索道、如栀的高塔、跃动的大屏幕交融在一起。大自然给了武汉相当优越的风景条件，只要稍微精心策划和合理地建设，它便会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然而作为一个中部城市，武汉确实少了些什么，它不曾成为文化和政治中心(民国早期和抗战时期的短暂时间除外)，因此少了一些西安的厚重，南京的雅致，北京的机警和智慧，以及广州、上海的时尚与前卫，而是充满了市井烟火气息。在这一点上，从小定居武汉的作家方方或许形容得更为贴切：“如果广州、上海是一种‘洋俗’，武汉则是‘土俗’。‘洋俗’虽也俗，但因有一股‘洋’味，有一种物质发达的文明气息充斥其间，于是便容易被向往西方物质文明并认为西方文化也高出一头的许多知识阶层人士所认同。而‘土俗’既‘俗’又‘土’，它固然带有民间健康的活力，但却总也没有摆脱市井文化中浓重的俗气。”

　　但武汉人是满不在乎的，他们不羡慕北上广的繁华，亦不嫉妒西安、南京的古都气质，因为他们知道这片土地有着它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既然厚重与繁华都能称成其为一种特色，“土俗”又为何不可呢?就像这个世界上，西方古典音乐有人欣赏，但东北二人转同样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谁又能想到花红柳绿的炕头花床单也能登上巴黎时装周，与维密共舞呢?

　　事实上，在看似粗糙的武汉文化中，实则蕴含的是雅俗共赏的包容与多元。

　　在梁相斌《大武汉到底什么大》一书中，也论证了上述这一观点。“在武汉，三代以上为本地土著居民者很少，说武汉是一座移民城市毫不为过。因此，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武汉这座城市在文明进程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农工商人员，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社会，长期大量的移民和人口流动进一步增强了武汉文化的开放包容性。”

　　的确，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负载者，人口的流动实际上就是人们将自己创造、认同的文化进行异地传播的过程。作为一个在商朝就已开始了城市文明的城市，在历史进程中商品、人口、信息的流动，不断地将中原文化、秦晋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江淮文化、齐鲁文化等带到武汉。“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瓦无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从清朝留下的两句诗中，便可窥一二。

　　这也就造就了武汉习俗“杂有吴越川广之风”，饮食便是例证之一。南方的米，北方的面，川渝的辣，闽浙的甜，荟萃在一起，构成“舌尖上的武汉”。

　　武汉作家池莉曾经在其作品《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里谈及过武汉的早点：“老通城的豆皮，一品香的一品大包，蔡林记的热干面，谈炎记的水饺，田恒启的糊汤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民生食堂的小小汤圆，五芳斋的麻蓉汤圆，同兴里的油香，顺香居的重油烧麦，民众甜食的汰汁酒，福庆和的牛肉米粉……”

　　多样化的饮食，鲜活的市民气息，使得武汉有“早尝户部巷，夜吃吉庆街”之说。武汉的早点种类繁多，做法巧妙，也因此成就了武汉特色的“过早”文化。其他的特色小吃有面窝、糊汤粉、欢喜坨、糯米鸡等等，更有多种汤粉、面条、蒸饺、包子等。

　　武汉文化的多元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宗教、戏曲、建筑……不一而足。当然，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只是武汉多元文化的缩影，若要穷尽怕是一篇短文难以做到的。但要紧的是，去探寻这种多元背后的历史基因。

　　•多元复合的历史基因

　　历史上的武汉三镇，起源不同、功能不同，居民的职业、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不一样，其文化内涵与特色也不尽相同，也就造就了武汉文化的这一特色。

　　武昌之名始于东汉末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为“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元明以来，武昌作为湖广行省与湖北省省会而日益成为政治文化中心。

　　汉阳则得名于公元606年(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唐代将县治由今蔡甸区临峰山移至汉阳市区后迅速发展起来。

　　汉口兴起于明末，清初迅速成为一座新兴商埠。“十里帆墙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尽管汉口是最后发展起来的，但得天独厚的优势让它后来居上，从明到清末数百年间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商埠，货物集散地。至清朝康熙年间，汉口已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居民填溢，商贾辐转，为楚中第一繁盛处”，由此形成独有的商贸文化。

　　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5年在汉口修筑张公堤。这条堤对降低后湖一带的水位，使荒湖野洲形成陆地，为起初狭小的汉口面积扩建提供了便利条件，大武汉自此从体量上更具规模。

　　1927年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新中国成立后，三镇纳入统一建制，但由于基本保持了旧有的城市功能分区，三镇不同的文化分野在融合趋同的过程中依然得以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19世纪中叶武汉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租界的开辟、现代工商业的兴办、新式教育体系的创立，人口迅速集结，城市内万商云集，工业、交通、商业、服务行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移民人口来自皖、赣、川、豫等省及湖北境内各州县，外国人也联翩而至，昔日五六十万人口左右的市镇到抗战前夕的1937年已发展成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就这样，武汉成为西方文化及各种新思潮在中国内地传播的平台。

　　在各种文化思潮的碰撞中，新型知识分子的形成，武昌首义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武汉融会中西、博采众长的思想文化基础。1949年5月，武汉解放更使城市发展迎来了新的纪元。改革开放以来，移民文化推动武汉人的创新意识得以充分展示，特别是1992年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以来，武汉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功能显著增强，大量外来迁入人口及流动人口，给武汉城市文化带来了移民文化的开拓进取、兼容并蓄的基因，铸就了武汉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品格，更奠定了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

　　风云际会的武汉，在近代以来被特殊的历史机遇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并在这样多元的文化基因中内蕴了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

　　1889年，有运气的武汉等来了一个对它至关重要的人物——张之洞。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之于张之洞与武汉而言，是彼此成就的，张之洞成就了武汉，武汉也成就了实干家张之洞。

　　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炼铁厂，为武汉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作出了最初的奠定;他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九省通衙之城;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汉阳造”曾经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武器;他在武汉大修堤防，使武汉有了今天这样的城市规模;他大办教育，使得武昌的办学之风一时兴起，今天的武昌因了当年雄厚的根基而成为大学林立之地(在湖北的百年名校有5所，其中有4所都是张之洞创办的，如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前身为湖北农务学堂)、武汉理工大学，(前身为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前身为湖北工艺学堂))。

　　用方方的话说，“张之洞做的这一切，就叫做‘开放’。”工厂办起来了，铁路修起来了，教育兴起来了，武汉毫无疑问成为中部地区最有潜力的经济腹地。而这一切，都为英雄的武汉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时间来到1911年10月10日，武汉特有的酷热已经结束，秋天踏着它的步子一天天朝深处走去，天色也比以往要黑得早了一些。但这一天，直到太阳落山，都没有显示出它的特别之处，彼时也不会有人想到这一个即将到来的夜晚之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又怎样的意义。

　　这天晚上的一声枪响，高速而有力得划破了夜空，也划破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帝王时代有如多米诺骨牌，从清朝一直倒至大秦王朝，新纪元的曙光随着子弹的落地而冉冉升起——推翻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武昌起义就此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武汉这座城市，毫无疑问奠定了武昌起义成功的基础，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同样居功至伟。

　　我们不得不说“在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性‘城市起义’，发生在武汉这一较为后起的腹地都会。这次城市起义从酝酿、爆发和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皆植根于近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淀。”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所著的《辛亥首义史》一书中，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和张笃勤首次提出了“城市起义”说。

　　“首义之城”如今无疑是武汉最值得骄傲的历史名片。百年前的那个黑夜，给了武汉“黑色的眼睛”，如今，这座城市用它来寻找历史中的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大武汉的“大经济”

　　现代人评判一个城市的标准通常是“发展”，在芸芸众生眼里，“发展”两个字的意义又是极其狭隘的，主要偏指经济，以及经济的外延譬如交通。这样为一个城市下定义未免有些草率，但对于日新月异的武汉而言，却足够直观。

　　从前文的赘述中，我们得以窥见，武汉经济在历史上的两次崛起——汉口开埠和张之洞督鄂，使武汉成为近代工业化运动的中心、国际性城市。如果要为在此之后武汉的发展再划分阶段，想来可以再添两个节点——建国初期以及“中部崛起”战略。

　　建国初期，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武汉百废待兴，但幸运的是，国家把很多的重大工业项目都放在了武汉，重工业的发展让武汉重新焕发生机。从1959年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的工业总产值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位居全国第四位。改革开放初期，“一米七”轧机、武石化、武汉洗衣机厂等骨干制造业相继改、扩建。一时间，长江音响、荷花洗衣机、红山花电扇等大批武汉产工业名牌享誉全国。武汉在全国城市中的排名，一直稳居在前十名。

　　“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内地开放之“顶水点”、规划“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里对武汉做了充分的展望。如今，当初的那些构想俨然已成为现实。

　　数据向来是最诚实的。改革开放40年，武汉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40亿元跃升至2017年的13410亿元，提高了335倍。在这个过程里值得一提的是，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用了20年，突破5000亿元用了13年，突破万亿元大关却只用了5年时间。

　　短短数十年在时间洪流里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大武汉”却是越来越响亮，真正应了方方那句“堂堂地叫做东方大武汉”。

　　本以为“大武汉”的“大”只是个网络词汇，互联网时代，好像这样的字眼用到哪都不违和，似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冠以这个字眼。但不曾想，“大武汉”竟不是近两年才有的称谓。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大刀阔斧就使得武汉一跃而为“仅次于上海的大都会”;孙中山先生也在《建国方略》里说：“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又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当时有一首响彻全国的歌，歌名就叫《保卫大武汉》。这种被载以文字的记录确乎是出现在网络词汇盛行之前，也衍生出不同于网络意义“大”的含义。“大武汉”之大，不局限于它的地理位置，但却因为这一层面的大而让它从内到外散发着宏达的气息。

　　西上巴蜀，东达吴越，北上豫陕，南抵湘桂，“江城”武汉历来被冠以“九省通衢”的美誉。这一称谓来自湖南的晚清名臣胡林翼在奏疏里说“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武汉尤九省通衢，自来东南有事必争之地。”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江的交汇为武汉提供了优越的水运条件，京汉铁路的修建使得置身中国水陆两大交通动脉交叉点上的武汉，其舟样之利、列车之便，自此相得益彰。以武汉为中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画圆，可覆盖全国10亿人口和90%的经济总量。优越的城市区位，为它承载起发展之基。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靠珠三角来支撑，90年代靠长三角支撑，那么中国经济要稳定增长，须在中西部地区创造新的增长极，而长江中游的武汉则是最有潜力的地区之一。地处内陆腹地的武汉，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短暂的落寞，在千禧之初开始恢复了往日的荣光与骄傲。

　　2003年两会上，时任武汉市长李宪生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疑问：“武汉在哪里?”李宪生这一问，问出了武汉地位下滑的严峻形势，问出了武汉未来的出路，问出了武汉的目标。在此之后，中部崛起战略、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创新试验区、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战略纷纷聚焦武汉，武汉开始为新一轮崛起蓄能，在等待着一个历史机遇。

　　随着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递进，重大国家战略接踵而至，武汉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获国务院批复，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12月，国务院又批复武汉东湖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成为继北京之后全国第二个拥有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城市。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汉视察期间，对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给予充分肯定，至少三次提及并肯定“复兴大武汉”，并明确表示，湖北要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则表示：“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是党中央对湖北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明确了湖北在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战略定位和全局使命。这个支点从区域来讲指全省，从点上来讲就是武汉。”

　　回到当下，今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也为武汉衔来了国家的“橄榄枝”。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度三处提及武汉，其中最鼓舞人心的是“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这”一揽子“着实为武汉重启提供了巨大的信心。

　　不久之前，商务部发布支持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发展24条措施，重点支持武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以武汉自贸片区为核心，深化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打造服务贸易发展高地;支持武汉片区积极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指导武汉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支持中欧班列(武汉)发展。

　　此前，农业农村部正式批复同意建设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卫健委决定增设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落户同济医院。科技部通过论证建设武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教育部启动实施全国高校与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一帮一”行动。

　　在项目上，工信部表示，重点支持湖北稳定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链，加快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设，提升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在资金上，中国人民银行在前期支持额度的基础上，为湖北新增200亿元专项再贷款额度。人社部明确了支持湖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的30余项政策措施，加大中央调剂基金2020年对湖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持力度。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表示，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将向湖北倾斜。

　　早年间，武汉已制定了2049武汉远景发展规划，“东方芝加哥”虽然离我们渐行渐远，但“世界城市”的武汉似乎就在不远处。

　　健康产业未来可期

　　如果说武汉曾经的荣光是由重工业撑起的，那么当新世纪来临，如今的武汉早已不是百年前的重工业之都。经济结构的改革，带来了新兴产业的前赴后继，健康产业亦是武汉打造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一环。继打造光电子、汽车两大万亿产业集群后，武汉下一个万亿产业集群，将瞄准大健康产业。

　　2019年首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在武汉成功举行，如果没有这场疫情，第二届“健博会”也已经在今年3月如期举行。展会的延期必然是暂时的，但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在武汉的“落户”足够验证了武汉发展大健康产业的优势，正如世界互联网大会选址在互联网经济发达的乌镇一般。

　　生物医药等产业基础雄厚，医疗资源力量位居全国前列，区位交通及配套产业优势明显，拥有这些优势的武汉，具有发展大健康产业的坚实基础。“武汉作为‘米字型’高铁中心，辐射面极广，将会成为各个经济带的研发中心、物流中心、货源中心。”楚商联合会会长、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说，武汉发展大健康产业区位优势明显，也是大健康经济走向的必然选择。

　　2018年，武汉大健康产业总收入已突破2000亿人民币，增长率连续3年超过15%，已形成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核心区，江夏区、汉阳区、硚口区等为扩展区，其他各区为特色区的多层次产业集聚发展格局。同时，武汉已集聚人福医药、九州通、国药控股、国药器械4家年收入过百亿元的龙头企业;引进了辉瑞、费森尤斯卡比等8家世界500强企业。人才方面，武汉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每年培养生物相关人才超过5万名，拥有大健康领域院士27名，并建成中国首个P4实验室。

　　去年4月1日，武汉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武汉市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19-2035年)(送审稿)》。《规划》将按照“一城一园三中心”布局，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定位清晰、配套完备、绿色生态的高端产业园，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大健康产业链条，打造武汉市第五个国家级产业基地，谋划世界级万亿大健康产业集群。

　　“一城”即光谷生物城，主要聚焦大健康产业总部经济建设、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和生物农业产品研发、创新企业孵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技术平台支撑、产业政策探索与创新等功能。“一园”即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承接放大光谷生物城产业的溢出效应，主要聚焦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的规模制造，作为全市大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增长极;“三区”分别是汉阳大健康产业发展区、环同济-协和国家医疗服务区和长江新城国际医学创新区。

　　计划到2025年，武汉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达8000亿元，新培育100亿级企业5家至8家;到2030年，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达13200亿元,建成世界级万亿大健康产业集群，在基因工程药物、干细胞治疗、基因检测、数字医学影像、光电医疗设备、医疗机器人及智慧医疗等特色领域占据国内优势地位;到2035年,该产业总收入达到18000亿元,产业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和创新链上的重要节点。

　　规划同时提出，到2025年，生物医药年总收入突破1500亿元，100亿元规模企业达3家至4家，全球领先的创新产品上市4个至6个;到2025年，医疗器械领域年总收入突破500亿元，100亿元规模企业达1家至2家，全球领先的创新产品上市3个至5个;到2025年，全市医药流通销售总额达2000亿元，1000亿元规模企业1家;到2025年，生物农业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国最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生物育种基地;到2025年，健康服务领域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新增10个紧密型医联体等。

　　作为一本传播大健康产业讯息的刊物，这些数据令我们兴奋，因为我们正生活在这片日新月异的土地上，一荣俱荣，我们休戚与共，它让我们不仅看到了这座城市健康产业的欣欣向荣，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所依附生存的行业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