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读了德国首屈一指的知识精英沃尔夫·勒佩尼斯写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一书，“德国制造”究竟为何如此优秀的答案才昭然若揭。

　　今年春，老牌德企福维克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冉永夫来到帝瑞集团演讲。在不算太长的时间里，他用精辟的语言、详实的数据、生动的例子同我们分享了其对福维克公司历史、文化、理念的独特感受与认识。

　　福维克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德资背景的直销公司，因此，“德国制造”“德意志精神”是首当其冲的话题，冉永夫先生的演讲中也满是傲娇地屡屡提及到它。聆听之余，触发了早已对德国二战史饶有兴趣，对德国足球、德国音乐、德国啤酒迷恋不已的我探究“德国制造”何以而来的念想。

　　“德国制造”的历史宛若童话

　　在今天，对于世界性的产品消费者的我们，Made in Germany是个品质保证的同义词，也是工业界奇迹的代名词。而在这背后，是一系列的奇特和谜。

　　这个谜在于，德国一直到19世纪后半段才结束“小国群立”(最多时大约有300个小国)的状态首次统一(1871年)，它的工业革命慢了英国将近一百年;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历经了近代史上最残忍的两次世界大战，并且都成了战败国，导致吞下割地、赔偿、分裂，经济衰落、民不聊生的恶果，且用了许多年的时间和努力来洗刷国家罪孽;1949年分裂为东西两德，1989年柏林墙倒塌，隔年10月德国再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一个国家历经战争毁灭，统一，分裂，再统一，却不可思议地在战后的数十年间，快速将自己提升到工业领先的地位，不但是国际工业大国，并且是工业国的基准与模范;国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成为欧盟最富有的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引擎。

　　并且，Made in Germany一词的诞生伴随着屈辱。1887年，英国感受到来自德国制产品大量输入的市场压力，决定采取反制措施。8月27日，英国国会投票通过，强迫外国进口产品必须清楚附上制造国的标示，主要是针对德国商品而来的特别条款。英国希望本国消费者通过获得产品的完整资讯，自觉抵制廉价而低劣(并且还是山寨的)德国产品。Made in Germany一词由此而生。

　　“德国制造”何以能从一把烂青菜转而成为世人趋之若鹜的精品，从丑小鸭翻身而为白天鹅呢?在今天，德国的机械、化工、电器、光学、汽车，直到厨房用具、体育用品都成为世界上质量最好的产品，甚至文具规格、西方药典等等现代化、高品质、便利性的美好事物到现在仍具指引世界的身姿，这一切，究竟何为?

　　答曰：文化?

　　德国漫长历史上璀璨、丰厚的文化深刻影响了德意志民族理性、务实、顽强、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对国家复兴，对民族的创造力发散、工业的兴旺皆有厚助。“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结晶”(《德国的古典精神》作者、文史学家李长之语)，人类精神活动的能量总是会体现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方面的。

　　可是，这不是一个令我满意的答案。

　　从历史的角度看，同类文化国家的发展不尽相同，甚至有天壤之别。德国何以能够脱颖而出，傲视全球?直到我断断续续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读了沃尔夫·勒佩尼斯写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一书，“德国制造”究竟为何如此优秀的答案才昭然若揭。

　　德国文化的痛苦之源

　　一句话，德国文化既深厚又远大，对世界贡献甚巨，然而其产生、留存、丰富、光大，却似乎是“不幸”的历史的结果，是对自身痛苦的非常反应的结果。《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一书检视了自18世纪以来灾难性的德国的一种倾向：认为文化成就具有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并将文化想象为政治的替代物。而这其实是德意志民族意识中痛苦之壤结出的别样花卉。

　　说起来，德国人无法关心政治，因为在政治方面他们是弱者，是矮者。首先，德国统一长期不能实现的现实导致了这种自我印象。

　　德国工业化的路走得晚，是因为其前提条件——德意志民族统一实现得晚。若从公元919年(另说为911年)东法兰克王国的萨克森公爵建立德意志王国算起，德意志民族统一经过了九百多年的历史，期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战争，最长的一次战争经历了三十年(1618-1648)。

　　直到1862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出任首相，通过1864年的德丹战争击败丹麦，巩固了普鲁士在德意志兰的地位;通过1866年的普奥战争击败奥地利，把奥地利挤出德意志联邦，消除了奥地利的影响，使普鲁士在北德地区扩大了影响，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通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击败了法国，使南部诸邦接受普鲁士的保护，1871年1月18日俾斯麦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宣告成立新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大业才算完成。

　　比之于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这都晚很多。

　　在这漫长的无法统一的岁月中，充满着的是德意志民族的失望和悲观。德意志人政治上抬不起头来，总要找到一种慰藉，求得安慰、解脱，于是，“文化起了补偿作用”。文化被德国人看成了比政治高贵的东西，也重要得多的东西，“对于局外人来说，似乎德国人顽固不化地坚持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独特性，并且在西方文化中占有优势地位。然而却少有人理解，这种洋洋自得其实也是政治上失意的结果。”“当1815年维也纳会议统一德意志邦国的努力再次遭到失败的时候，那些渴望统一的日尔曼人更加迫切地希望在人民中间形成文化凝聚力。”

　　也就是说，德意志民族虽然面对国家分崩离析、统一大业无法完成的窘境，但面子还是要争回来的，内心是要有东西支撑的。虽然国体没有统一，但是我们有马丁·路德、闵采尔，有巴赫、贝多芬、门德尔松，有歌德、席勒、格林兄弟，有莱布尼茨、黑格尔、康德、尼采、费希特、叔本华、海德格尔，有丢勒、吕内瓦尔德、奥古斯特·马克，有出色的学府和伟大的建筑，有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精神力量，一句话，我们有和德国领土一样神圣的东西：文化。这是德国最辉煌的成就。

　　因为这个，在德国人眼里，欧洲其他国家的东西充其量只能算作文明(文明的概念是相对于野蛮吧)，比德国文化要差十多条街。

　　擅长描写德国人性格的哲学家、思想家博古米尔·戈尔茨甚至说：“日尔曼民族不会拥有其他民族可能拥有的性格，因为通过良好的文学影响与明智的教育传统，德国性格已经集之大成，结之高贵，成为一个世界之邦，被整个人类视为智者良师……我们曾经是，我们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师长、哲学家、理论家、宗教教育家。这是我们的天赋所在，是我们理性中的民族大统、民族骄傲和民族使命。”

　　于是，德意志民族首先在精神和文化上统一起来，“基于文化期待与文化成就，人们一直坚信德国走的是一条特色之路，一条‘特殊的道路’，这种信仰在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里始终是一种骄傲。”欧洲的一个共识是：德国是世界上唯一推崇文化到极致的国家，他们对自己“文化民族”的身份颇为自得，尽管德国并没有统一形式的国家，却依然没有影响到这种自尊的心理。这样的民族心理优势显而易见，沃尔夫·勒佩尼斯进而作出如下结论：“德国的统一归功于文化而非政治。”

　　文化对于科学、工业的发展有哪些作用呢?举个例子，德国非常重视宗教(他们有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宗教与哲学的发展几乎是双线并行的，而哲学又非常推崇数学。“数学一向被认为是透彻性、可靠性与有效性的化身”。(马天俊语)在今天，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的“德国制造”中找到数学的基因，使之具有逻辑感和美感。

　　耻辱和罪孽感使得德国人少说多做

　　两次世界大战带给德意志民族的有深重的灾难，也有精神的反弹。

　　一战的结果：德国总共损失了七分之一的领土、十分之一的人口、一半的铁矿和四分之一的煤储量，还损失了绝大部分海军，只剩下1.5万名士兵及军官、少量的舰艇。赔款才是真正的痛处，不但要赔偿被侵略国家的政府与其民众，还应当向战争中遇难的同盟军士兵遗孀和家人支付赔偿金。除了赔款，还要移交1930年中煤产量的60%、货运船队的90%、河运的50%、所有境外投资和专利、乳畜群的一半、化学及制药产量的四分之一、大量火车头和铁道车辆。法国对使用“香槟”及“白兰地”命名汽酒和白兰地酒享有专利权。最后，若德国无法完成赔款要求，战胜国将重新占领德国领土莱茵兰。(数据见罗伯特·科尔《周末读完德国史》)

　　二次大战也不用说，德国对于战胜国的巨额赔款甚至一度排到了1988年;被拆除的工业包括军备、飞机、船运、合成气、油与橡胶、滚珠轴承、重型拖拉机、战争化学品以及无线电发射装备，粗钢的产量被减到1936年的70%;国家先是一分为四，继而分为东西德，再度分裂。

　　现在，体验过极权政体下的生命遭遇，经历了被占领后不知如何是好的彷徨，并且饱尝了必须迈入一个他们至今仍不理解的民主国家的窘境之后，压在德国人身上的还有羞辱，更有自卑。德国就像一个犯了大错的孩子，羞愧得在世人中抬不起头。

　　彼时，年轻的德国人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他们的祖国已经不存在了。在他们看来，德国不再是个政治主体，将来，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不会对世界政治施加任何影响。”

　　作为一种代偿心理，德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推崇和骄傲再一次起了作用。(要讲到这一点，德皇威廉二世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生下来就左臂萎缩，以后试过许多方法也无法矫治，使他左臂在一生中始终短于右臂。或许是这种残疾让他有了自卑感，导致他在1914年之前实行“流氓式的”领土扩张政策)起码在西德，文化不仅仅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而且在德国战败并宣布投降后，得到了很好的滋养与发展。“政治似乎永远使人蒙羞……只有文化有着真实合理的过去，同时使未来充满希望。”

　　战后的第二年，84岁高龄、几乎失明的德国历史学泰斗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出版了以反思和回忆为内容的《德国的浩劫》。纳粹给德国造成灾难之后，德国精神还能幸存吗?梅尼克自问，然后惊喜地发现了重生的迹象：在城市中出现了文化联盟和文化社团。人们可以到剧院看新的剧目，这些剧目使德国戏剧的珍贵遗产重见天日。男女老幼纷纷去听音乐会，那里演奏着经典而古老的德国音乐。“现在需要的是德国内在精神的迅速发展。要使这种精神得到发展，就要比从前更加信赖宗教和文化，并且要修行怎样重获世界的信任。”梅尼克说。

　　这带来了好处，沃尔夫·勒佩尼斯一语中的：“西德的文化不管是在艺术方面还是在科学方面都硕果累累，其原因便是道德的失败向智性优势的转变。”不难理解，这种“智性”，便是“德国制造”背后神秘的方剂。

　　战后的德国，背负着罪名的德国人兼具传统的理性和歌德式的哀伤，就像同时奏出了效果宏伟、结构复杂精巧的巴洛克风格和柔和、优雅、散发贵族气息的古典主义风格的音乐。这种伤感却首先不是道德的恐慌，而是美学的失望，也没有爆发，而是压抑在心了。于是德国人谨言慎行，埋头苦干，一天天、一日日、一步步精心打造出日后享誉世界的Made in Germany。

　　对文化的标榜：从思想界精英到战争魔头

　　“在一战期间，当阿道夫·希特勒所在的前线分队没有任务时，当时身为下士的希特勒每天靠读书作画打发时间。1915年秋，当他在专心描绘一座教堂和一扇庭院的大门时，一位英国军官也正在战场的对面描画农场庭院的遗痕。他的名字是温斯顿·丘吉尔。纳粹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希特勒很崇拜作为艺术家的丘吉尔，因此纳粹胜利后，英国首相是唯一不会被送进监狱的敌军首领。希特勒承诺说：‘丘吉尔会舒舒服服地住在堡垒中，我会为他提供方便，让他得以做画，写回忆录。’”这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中的记载。

　　希特勒是一个失败的画家，1907年维也纳美术学院拒绝录取他。记得哲学家赵鑫珊有一本谈论精神出口的书中写到这样一个观点，如果希特勒在艺术上成功了，他就不会成为一个恶魔，因为他火山般的内心熔岩总要找到一个喷发的出口。希特勒不但画画，还读了很多书。另外，他在建筑方面时常会表现一下自己的品味。

　　希特勒在柏林曾对英国外交特使说，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很想重返油画领域。“在我为了德国实施我的计划的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我想要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记住我，不是因为我对德国的贡献，而是因为我的艺术成就。”

　　戈培尔的日记也曾记下这样一段：“后来我和元首谈及普遍兴趣等许多话题。他很期待战争结束的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就能全身心地投入美学、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我们渴望成为真正的人。”

　　大魔头希特勒如下的这些点滴行为也绝不是怪癖、附庸风雅：在战胜法国后他飞到巴黎，在城里只呆了几个小时，却首先参观的是加尼耶歌剧院，并逗留了很长时间。此行勾起了他要在慕尼黑建造一座比巴黎歌剧院大三倍的新剧院的抱负;如果盟军飞机轰炸了其他城市，希特勒不会以为然，而要是轰炸了维也纳或佛罗伦萨，他会非常愤怒，文化珍宝的损失比家园的毁灭更让他痛心疾首;他最喜欢听的音乐是瓦格纳(对其结构宏大、充满英雄气概的歌剧推崇备至，视之为日尔曼精神的化身)，曾经炫耀聆听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工匠歌手》达百遍之多;在自杀前，在柏林的地堡，他还要确定他离开世界的方式要尽可能地像歌剧演出。

　　纳粹集团像希特勒这样的标榜爱好文化的人多的去了，著名的人物包括小说家戈培尔、建筑师施佩尔。

　　戈培尔与德国文化界精英纠葛不清，仅仅了解一下二战期间柏林交响乐团的活动史，就深知此点。

　　阿尔贝特·施佩尔(1905～1981)的建筑设计特点很受希特勒的赏识，所以成为他的密友之一，先后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德国建筑总监。我看过一部BBC的描写战后追捕施佩尔这位帅哥的纪录片，当时不但军方在追捕他，还有一支神秘的小分队在千方百计捉拿他。后者并不是为了追究他的战争罪行，而是因为施佩尔当过纳粹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战时他表现出了高超的精算力，能够在盟军大轰炸下捉迷藏似地使德国的军备生产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盟军需要找到他了解轰炸德国究竟起了什么效果，以便为下一步轰炸日本取得经验。

　　施佩尔在标榜自己有文化时说的话和希特勒如出一辙：“我对权利从来没有兴趣，如果能够成为第二个申克尔(1781～1841，德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倒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现在来让我们继续八卦：施佩尔是效率奇才，他任军备部长半年后，军备生产的总产量就增加了60%。到1944年7月，在劳动力只增加30%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他的狂想非常符合希特勒的胃口，在他搞的柏林城市模型设计中，包括能容15万人的圆顶大会堂、能容40万人的运动场、有1.5万个床位的大宾馆以及各类巨型建筑。他的设计使希特勒在青年时代就醉心不已，只有施佩尔的爹对他那些狂想不以为然，施爹说：“你们完全疯了。”

　　纳粹分子对德国文化的标榜只是一个另类例子，德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珍爱世间罕见却是不争的事实。

　　海涅(1797～1856)曾经声称他只有在呼吸着德国的空气的时候才能好好写作;托马斯·曼(1875～1955)在20世纪30年代大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威胁，被剥夺了德国国籍，同时还被剥夺了波恩大学荣誉博士称谓。在流亡瑞士(后移居美国)的生活中，他念念不忘德国文化土壤的恩泽，千方百计要回到“德国式的环境内”。最后，他在慕尼黑住处的家具被运到了屈斯纳赫特，也就是他在瑞士的居所，以慰藉他失去了熟悉的德国环境。“第一夜睡在他原来那装饰着蕾丝花边的温暖的羊毛被下，第一次坐在他钟爱的新古典风格的椅子里打盹，他回归故乡的渴望几乎把他的心淹没了。”

　　德国赋予文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独树一帜的态度一直以来都令托马斯·曼为之着迷，当他意识到流亡生涯会成为自己一生的宿命，他几乎泪流满面。

　　德国历史的性格是双鱼座的

　　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充斥着各种强烈的对立思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物欲主义与精神主义、犬儒主义和神秘主义，以及僵硬呆板的人造和简单和谐的自然，这些思想影响到德国人生活与思考的各个方面。

　　又说，德国的历史有着双重性格，就像双鱼座的人，始终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矛盾地游去。但德国式的骄傲，在对于自身文化方面，却仿佛是一件精美的作品，至今仍然炯炯生辉，恒久如常。一如张耀南在为艾米尔·路德维希所著《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嗯，这本重要的德国历史书太厚了，我没来得及读它)写下的评语中所说：曾使德国名扬天下的“精神与艺术”永远高于曾使全世界如此憎恨与恐怖的“德国政权”之上;“文化生活”永远高居于“政治生活” 之上;思想精神人物永远高居于“国家的政治” 之上;创造德国文化的“被统治阶级”永远高居于不能代表德国文化的“统治阶级” 之上……“即使把所有的德国皇帝和首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莫扎特和舒伯特，比不上丢勒和科隆大教堂;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她的艺术、绘画相媲美。”

　　德国历史的双重性格是迷宫，无法简单描述，也无法猜透。

　　起源于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上半叶传播到德国，德国许多新兴工业实际上是由英国人开创和管理的，因为德国人既缺乏资本又缺少高级技术工人;那个时期，德国的建筑是复制法国和意大利建筑师的作品，而在绘画方面，早先德国画家学习的是意大利大师的技艺，并且还是从荷兰画家那里转学的;到了两次大战发生之后，德国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然而这一切不是都没有关系吗?德国是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崇尚理性主义、整齐划一(啊啊，如今我们在阅兵时看到的正步走就是德国发明的)、精确务实、准确守时、极度崇拜文化并以此为骄傲，不倒的是德意志精神，加上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智性的培育，俱为自成一格的Made in Germany的诞生创造了坚实平台。Made in Germany，是德国人不断挑战智力、艺术和技术上的极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