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求事 向内修行
被人誉为“欧洲文化代言人”的法国人乔治·斯坦纳在论说起欧洲文化的特征时，用了“咖啡馆”和“步行”两种意象来为自己作答：“欧洲到处都有咖啡馆，很多欧洲的文化就是诞生在咖啡馆里的，而美国多的是酒吧，好像主要是为了男女社交之用;欧洲是个可以依靠步行来旅游的地方，不像美国很多地方没有交通工具就寸步难行，步行对于欧洲的精神史有着重要影响。”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正在山东曲阜的孔庙园里用步行的方式丈量从弘道门到大成殿的距离，身在坡顶飞檐和参天古树所装点的独特环境中，人的所行所思也总不自觉地被带进以孔子为源头的那条滋润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人文生息的儒家大河中去，就连这简单的走路，脑子里也会冒出《尔雅》中的那一番“行、步、趋、走、奔”的释义纠缠，古人根据身处环境的区别而界定了不同的行走方式，走路也由此成为了君王贵族们“礼”的一种体现，《战国策》中触龙前往面见赵太后时的“入而徐趋”的动作，也成为中国历代士人以礼修身的行为标准之一。
彼时不禁在想，“步行”这种行为在东方文化中的礼治昭彰，决不会比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威斯伐利亚和波尔多之间走了个来回这件事情没有影响力。乔治·斯坦纳的代言领域若也触及中国，“步行”或许依然可以作为他阐释中国文化特征的意象，但这步行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在四处的旅游中感受寻找哲理诗意，而是作为礼仪文化的一种体现方式，成为一个民族历代士人提高自身修养的行为教化。
简单来说，“步行”影射出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士人都格外注重的修身立性的世情心态，《礼记·大学》一言“古之明明德者……”，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放诸于格物至知、诚意正心的修身基础上，成为古往今来的中国士人极为珍重的行为参照，今天的人们虽然无需在任何时间场合都煞有其事地说道一番，但是那种“向外求事，必先向内修行”的教导却是刻在人们心里。
其实向着内在的修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便是，婴幼时白纸一般的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进行知识填充和情感渲染，成年之后方能对于世事都有一套自我认知，在身处的社会圈层中肩负起相应的担当和贡献。但也不是所有的内在修行都这么普遍化，人言社会丛林，社会也是一套独特存在的生态圈子，那些站在社会生态系统高处的人，那些才能和品行出于泯然大众的人，所经历的内在修为自然也会比寻常众人要多。《诗经》之言：“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诚不遑论。
道德所事在于内
偶然提及丛林法则，脑间总会想到赵忠祥在《动物世界》中用他充满磁性的声音描述的东非大草原上的早晨：“当早晨的阳光洒满东非大草原，羚羊第一个醒来，它的第一个念头是，快跑，否则就成了狮子的早餐了。而狮子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快跑，否则就抓不住羚羊了，没有早餐就只有饿着肚子了。”这是自然界的丛林法则。
而与此对照的则常常是另一个故事：两个人去森林里打猎宿营，结果一头饥肠辘辘正在寻找食物的狮子冲了过来，两个人开始拼命地逃跑，其中一个边跑边在匆忙中穿跑鞋，另一个就劝他，你不要穿跑鞋了，你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狮子，这个人说，我不用跑过狮子，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有人说，这是社会丛林法则的一种体现。
每当打开电视看到狮子与羚羊的故事时，心情都会很平静地对待画面的流转，那是大自然的规律所为，而每次在书中读到类似于第二则的故事，那时的心情再也无法平复如前。就像学者梁文道曾经寄于书中的文字：“我曾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走过，发现中国内地的很多机场里都会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机场书店的电视机里，总在播放一些穿红色西服的所谓企业导师的演讲，而他们演讲的内容，几乎清一色的是所谓的狼性文化，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景象。”
在我个人看来，狼性文化是一种理论曲解，将达尔文所提出的“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理不加区分地应用在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中去，却忽略了比起日落月升的丛林生活，人类社会中还有道德的存在，在自然天性与人为过程之间发挥其缓冲的作用。
在有关道德的讲述中，道家无疑是最为精通的，《道德经》一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将道与德贯穿在自然万象的每一个阶段，万物生长遵从自然之道，而对自然界规律的具体运用，则是德的体现，这就让我想起之前读到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引述：人类社会是人在自然界的单级世界中，创造出的一个相对的思维世界，在这个思维世界里，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在遵循自然界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基础上，又突破了固定规律的限制。这也正是道与德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法则依准：遵从客观规律，将内心的所思所行，调拨到与之相同的频道上。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上述两种互为对立的行为，狼性文化以邻为壑，与人为敌，处处彰显着对外的獠牙而忘乎自己的脚下是否已经偏离了河道甚远;而对道德的追求则是目光向着自我内在的追求，自然规律犹如日月星辰一般亘古而客观地存在着，人们无力改变，只有回过头来遵从规律的指导审视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合乎客观规律的要求。
“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庄子所言，即是将人的道德所事，指向了内在，而非外面的世界。
内心的自由
八月里有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七夕，牛郎和织女的爱情传说不仅造就了这个中华民族的“情人节”，同时也为今天的人们对爱情的憧憬树立了一道观念标尺。如果卸去今人对七夕的烟火装点，单从牛郎和织女这个传说自身而言，七夕实则是一个听来让人有些悲伤的脚本，就像人们对于爱情的诗文戏本演绎中所包含的种种情愫：懵懂、憧憬、痴恋、期待、忧伤，《诗经》之言“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便是如此这般的唱辞。
佛家将人类在情感世界中的心情流转分为“八识”，其第七识中的“我执”，便包含了人在爱情世界里的种种意识流转。人们对于佛教的叹服，大抵因为它尽管往往一幅置身事外的模样，但是对于人类情感的触摸和探析却总是很有说服力，佛家不谈爱情，对于人在爱情世界里情绪沉溺却有明理的知晓，同时对于如何从情感烦恼的洪泽中走出来，也有自己相当的见解。可能就如弈棋场上的那句谚语所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人置身一件事情之外，他就可以在足够宽阔的空间里释放眼光和心境，看到局内的折磨，也看到局外那一片宽广的天地。
这与东方禅宗思想中的自由观演绎着异曲同工的曼妙。说到自由，无论是感动于电影中威廉·华莱士刑前那声高呼“Freedom”，还是执着于裴多菲在《自由与爱情》中对于自由一往情深的追求，人们对其并不感到陌生，纵观人类文明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生存到刀耕火种的自求生存，从等级制度高压森严的封建时代到追求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前进的历史都是向着自由的方向。不过，禅宗所讲的自由没有人类文明、世界进程这样宏伟的指向和主题，它的所向是人的内心，而不是对外的世界。
禅宗讲究人心自由，行为所向就在于拂去外在世界的变迁过程中，落在人们内心世界的尘埃和阴影，学者张石在对“世界的禅者”铃木大拙禅宗思想的解析中提到过这些影响所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它使人为物役，变成了一个服务于他自身之外目标的齿轮。”除此之外，外在自由还有来自于萨特所说的那种“面对过去的恐惧”的另一方面危机，这犹如一个发誓不再赌博的赌徒，在下一次靠近赌桌，却发现过去的决定对现在并不起作用，当外在的思想和文化自由变成了一种不可控制的内在驱迫力，自我意识失去调节的能力的时候，痛苦也即随之而来。
如何去除“心上的劳役”，铃木大拙给出的解答是：喜纯、诚挚和自由，在其著作《禅与心理分析》中的长篇阔语的分析，简单概括即是：照着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看它们，体会万有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内心的自由。
心为形役，终究还需向内，寻找解决问题的结扣。
人生“内度”
其实上文谈了这么多，最终的目的还是想以“理之昭昭”，还日常生活与工作以相同的昭然之心，因为“凡是向内求”的道理，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工作交流，事业管理中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和必要。
现代多元化的社会造就每个人不一样的性格色彩，在与人的交往中，如何将两种对立冲突的色彩融为一体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其实不妨参考美术学中对色彩的理论运用，在色相环上相互对立的两种色彩，也是物理补色，即两种相互之间对立鲜明的色彩放在一起，可以使一种色彩衬托出另一种色彩的鲜艳度。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概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个体置身社会大环境中都有触不及底的短板，才有与人合作予以填补，所以，与其一味地希求他人的给予，不如让心态和目光转个弯回到自身，将自己的色温调整到恰当的范围。
李白曾以《行路难》来叹息事业追求的不济，人在世间行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总会循路而去，对生活与对事业的追求亦有可循之道，逢事遵道而行，这在孔孟的眼里是必须，在禅宗的审视中是不虚妄，而在老庄，德之评定即出于其中。东方文化中的“道”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被称为规律，尽管双方之间隔着唯心和唯物的差别，但都说着相同的教诲：遵从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律，所以在生活和事业中，我们需要不断地检点自身，行事方法是否得当，行事速度是否过快或者跟不上节奏，尤其身在经营者与管理者的角色，处在相当的社会地位就应该具有相应的能力和智慧担当，前人生活智慧中所规范的各种各样的“度”，就是取决于人对社会规律的揣度和把握。
当然，日常行事的过程中，我们不会每一件事都刻意地将道与规律写在眼前，很多时候，人对规律的遵从是在自己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的，相对应的规律失衡也会在无意识的过程中悄然发生，这也许就是在任何一秒的定格中，世界上都会有人受挫、烦恼、困苦、不甘，情绪是个流动的事物，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阳光下，每当乌云初生，情绪阴雨的时候，或许那就是我们搁下偏执，进行自我审视的时候。
此外，除了目及心触的现实世界，时空之外的梦想世界和理想国度，也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梦想人人都会有，可是谈得多的就会成为滥觞，梦得过于不切实际也会让人沉迷在朝思暮想的困顿中，梦想不因存在于未来，就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必须脱离开来，人们播洒梦想，终须在自己的内里世界，找到一方可以培育和生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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